[內容提要]近年來，金融投資平臺爆雷頻出，令不少投資者損失慘重，其中多為非法集資等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此類案件涉及被害人數量眾多，贓款數量龐大，資金流向復雜，刑民交叉問題突出。司法機關為了做好退賠工作，化解社會矛盾，往往將與涉刑資金流水有關的財物一并查封、扣押、凍結。這些資金卻因投資而產生了多個債權債務糾紛，給退賠帶來不小的阻力。

如何公正處置涉眾型經濟犯罪涉案資產，平衡刑事案件受害人與民事案件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已成為人民法院刑事追贓中面臨的重大問題，成為律師在民事案件中維護當事人利益的主要難題，是本文探討的主要內容。

[關鍵詞]刑事追贓、善意第三人、善意取得

一、由具體案件引發對該問題的思考

2016年5月，孫某鋮出資5.5億元認購某一專項資管計劃的B級份額，某銀行出資10億元認購該資管計劃的A級份額，同時該銀行及孫某鋮分別與資管計劃產品的管理人深圳某財富管理有限公司簽訂了《資產管理合同》。合同簽訂后，資產管理人代表資管計劃與廣州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伙出資成立廣州某合伙企業。同年，廣州某合伙企業受讓某上市公司1.2億股股份。

2018年4月，因該股份股票價格下跌，廣州某合伙企業份額的風險保障資產凈值低于止損參考線。根據《資產管理合同》約定，當廣州某合伙企業份額的風險保障資產凈值低于止損參考線時，孫某鋮應在T+1個工作日內追加資金。若孫某鋮未能及時、足額追加資金的，則自當日起本計劃凈資產全部歸某銀行所有。當日，孫某鋮未能按合同約定補倉，故該資管計劃的凈資產應全部歸某銀行所有，資產管理人已就這一事實通過郵件形式通知了孫某鋮。

2018年10月，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區分局因孫某鋮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凍結了案涉的 1.2 億股股票及資管計劃、廣州某合伙企業的銀行賬戶。

廣州某合伙企業向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區分局、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杭州市余杭區人民法院執行局均提出異議，其認為根據《資產管理合同》約定，早在2018年4月，因孫某鋮未按約補倉，該資管計劃項下的凈資產已全部歸某銀行所有。

以民事糾紛角度來看，本案的爭議焦點是《資產管理合同》約定的罰沒條款是否有效。但因孫某鋮的投資款系犯罪所得，法院將該案以刑事追贓程序處理。此時如何保護廣大受害人的權利，又合理應對善意第三人的訴求，成為該案的重點。

二、贓款是否可以適用善意取得

我國《刑法》第64條：“犯罪分子違法所得的一切財物，應當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對被害人的合法財產，應當及時返還；違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應當予以沒收。沒收的財物和罰金，一律上繳國庫，不得挪用和自行處理。”該條款規定，我國對犯罪行為人違法所得財物的處置主要包括追繳、返還被害人和沒收。實踐中，贓款系涉眾型經濟犯罪中犯罪行為人主要的違法犯罪所得，且贓款往往已被犯罪行為人投資、消費、清償債務等。針對此類情況，司法機關是“一追到底”還是依據善意取得原則區分對待？

我國現有的法律法規，并未確立刑事案件贓物的善意取得制度。但相關的司法解釋、部門規章及有關規范性文件對于贓物追繳問題有類似規定，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裁判涉財產部分執行的若干規定》第11條第2款：“第三人善意取得涉案財物的，執行程序中不予追繳。作為原所有人的被害人對該涉案財物主張權利的，人民法院應當告知其通過訴訟程序處理。”《關于辦理黑惡勢力犯罪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第29條：“依法應當追繳、沒收的財產無法找到、被他人善意取得、價值滅失或者與其他合法財產混合且不可分割的，可以追繳、沒收其他等值財產。”

有觀點認為，《民法典》沒有規定刑事追贓能否適用善意取得，是立法者的有意沉默，而非法律漏洞。①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檢察院和公安部發布的司法文件及各地法院在類似案件的審判中都認為贓物原則上可以善意取得。

有觀點認為，民法典中善意取得制度是積極的認定物權歸屬，而刑事案件中對第三人善意取得的贓物的不予追繳是消極的不作為，顯然不是確認刑事案件可以適用善意取得制度。有關司法解釋關于“善意取得的財物不得追繳”的規定雖不能與《民法典》第三百三十一條規定的善意取得制度相提并論，在第三人善意情況下不得追繳的結論總體上符合刑事、民事法律規定精神，也是可行的，只是具體適用時要做到“心中有數”，區別不同情況，更加精準適用而已。②

有觀點認為，非法集資涉及的涉眾型經濟犯罪，以刑事訴訟程序優先更有利于化解社會矛盾與危機，保障當事人合法權益。③在財產處置時，按照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6日制定的《關于刑事裁判涉財產部分執行的若干規定》第十三條規定的順位處置即可。

縱觀以上三種觀點，前二種觀點在刑事案件中能否適用善意取得制度觀點不一，但都認可第三人善意取得贓物后不得追繳。第三種觀點直接回避了第三人善意的情形，但是《關于刑事裁判涉財產部分執行的若干規定》第十三條規定“債權人對執行標的依法享有優先受償權，其主張優先受償的，人民法院應當在前款第（一）項規定的醫療費用受償后，予以支持。”考慮的也是善意第三人的優先受償權。

筆者認為，善意取得制度是指善意的受讓人從無權處分的的財產占有人處依法取得財產所有權的制度，該制度的制定是為了保護交易安全、促進資金的流轉，其應在民法典規定的范圍內適用。在我國現行司法解釋、部門規范性文件、司法文件等已明確第三人善意取得贓物的，執行程序不予追繳的情況下，司法機關在處理刑事案件中應該考慮第三人善意取得。

贓款作為贓物的一種，系涉眾型經濟犯罪案追贓的重點，原則上也應該根據第三人在取得時是否善意來決定是否追繳。理由如下：第一，貨幣系一種特殊的種類物，流通性較強，要求第三人識別出是否為贓款較為困難。貨幣適用“占有及所有”，當犯罪行為人用違法犯罪所得的貨幣與第三人交易時，第三人可以信賴其有權處分。第二，第三人在受讓時是善意的，沒有重大過失的，已依據市場價格支付合理對價且完成交易。第三，善意取得制度的根本目的是保護交易安全、維護市場經濟秩序。“一追到底”的追贓將置第三人的財產于一系列的查封、凍結、扣押及漫長的司法程序之中。倘若涉及企業資產，則可能會給企業經營帶來困難，導致企業破產。

經檢索，筆者找到相關案例支持。例如在廣東省某資產投資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與沈某興金融借款合同糾紛（（2019）滬74民終1114號）中，二審法院上海金融法院認為在第三人是善意的情況下，即第三人盡到了足夠注意義務、支付合理對價、對案涉房產屬于非法所得或存在權利重大瑕疵不明知的情況下，應從保護金融交易安全和穩定的角度出發，正常審理犯罪行為人與第三人的民事糾紛。在姜某松、蔡某銘等與李某柱、茆某琪股權轉讓糾紛（（2014）民申字第1702號）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關于以違法犯罪所得的資金出資是否導致出資無效的問題，由于貨幣是種類物，貨幣占有人推定為貨幣所有人，因此貨幣出資投入公司后，公司作為善意相對人即對該筆貨幣出資享有所有權，出資相應轉化為公司的獨立財產，故出資資金來源非法并不影響出資行為的有效性，亦不影響出資人據此取得的初始股東資格。對于以違法犯罪所得的資金進行出資的行為，司法機關應當追究、處罰該違法犯罪行為，并有權以拍賣或者變賣的方式處置股權，即追繳出資人已經取得的股權，剝奪其股東資格。”

三、對上述具體案件的認識

參考前文中提到的案例，再看引發本文討論的具體案例。筆者認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三）》第7條第2款“以貪污、受賄、侵占、挪用等違法犯罪所得的貨幣出資后取得股權的，對違法犯罪行為予以追究、處罰時，應當采取拍賣或者變賣的方式處置其股權。”孫某鋮先將贓款打給資產管理人，資產管理人又與廣州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伙出資成立廣州某合伙企業，合伙企業用贓款購買了某上市公司股票。中間經過了多次的轉換，贓款已經轉化為股權。司法機關不應向合伙企業追繳相應款項，而只能追繳股權，以股權價值退賠受害人。又因孫某鋮未能按合同約定補倉，該資管計劃的凈資產包含轉化所得的股權已全部歸某銀行所有，司法機關無權再處置。

司法機關認為，合伙企業購買的上市公司股票系直接使用了孫某鋮的贓款，該贓款具有特定性，股票是由贓款直接轉化而成的，退賠被害人損失應當優先于其他民事債權的執行。在追贓過程中，應按照孫某鋮和銀行的投資比例，將孫某鋮占比的股票的價值退賠受害人。

四、追贓與善意第三人利益的協調

在刑事領域的非法集資等犯罪中，資產經過復雜流轉，諸如對外投資、購買資產、償還債務等，常常形成類似的刑民交叉現象。公檢法辦案機關已出臺相應的規范性文件，但我們在處理刑民交叉案件中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如贓物追繳與善意取得制度的不協調，使得當事人、被害人、案外人等各方主體利益沖突較大；一些辦案機關查到財產線索后簡單粗暴的直接“查凍扣”，引發被投資企業資金鏈斷裂、影響企業的正常經營秩序；刑事案件對案外人提出執行異議的處理程序沒有統一的規范，未保障案外人的權利救濟等。這些行為侵犯了被投資公司財產所有權的獨立和穩定，損害其他股東和債權人利益的保障。即不利于受害人挽回損失，又損害被投資企業或其他投資人的合理信賴，也將破壞整個營商環境。

筆者認為，刑事案件追贓過程中，應堅持具體案件具體分析的實事求是的態度，協調好所有權保護與交易安全的關系，當被害人與第三人利益發生沖突時，應在對被害人及第三人的利益分別進行評價的基礎上，堅持保護合法利益、被害人利益優于合法性得不到證明的第三人利益、第三人對其主張承擔證明責任、兼顧保護合法利益與維護市場秩序穩定的原則，依法妥善解決。依據現有的法律法規，區分善意取得的類型，實施不同的追繳手段。如對用于投資、購買資產的，我們可以參考民法典的善意取得制度，在第三人符合善意取得構成要件時，就不應追繳；對于用于償還債務的，我們可以分析債權的合法性，是否過訴訟時效，債務是否到期來具體判斷。

五、結束語

總體而言，涉眾型經濟犯罪牽扯多方主體，司法機關在追贓時應當認真衡量判斷第三人有無善意取得的可能性，妥善保護第三人的合法權利。 

①王利明，《清華法學》2024年第1期

②劉貴祥，《判解研究》2022年第2輯

③李磊，《人民法院報》，2022年2月24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