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主任鄭劍鋒律師于2017年9月列席下城區人大常委會議，會議討論了有關如何構建“新型檢律關系”的問題，鄭律師在會議中發言并提出了建設性意見。以下為發言全文：

保障律師執業權利，構建“親上加清、良性互動”新型檢律關系，是貫徹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深化“以審判為中心”訴訟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在要求。為此，下城區檢察院專門出臺了保障律師執業權利的“30條意見”，采取了一系列舉措。比如：一是依托“微信公眾號”或“杭州檢察”新媒體APP等平臺推出了“案件程序性信息查詢”的服務；二是推出了律師申請閱卷、約見檢察官等事項“最多跑一次”，并且當場為閱卷律師刻錄電子光盤的服務；三是在審查逮捕、審查起訴等環節充分重視、認真聽取并記錄律師意見，還開創了檢委會當面聽取律師意見的先河；四是建立了律師參與化解涉檢涉法信訪矛盾的工作機制等等。一年多來，我們能夠感受到這些舉措帶來的和諧律檢關系的明顯成效，既促進了“檢律合作”關系，也推進了檢察司法行為的規范化。

但正如剛才檢察長在《報告》中所指出的那樣，由于受傳統司法觀念的影響，少數檢察官對辯護律師還心存成見，檢律之間“法律共同體”的意識還沒有真正建立；檢察官“案多人少”、辦案任務繁重的現狀和認真聽取、充分尊重律師意見的要求之間還存在一定的矛盾；檢律雙方除了具體辦案層面的溝通外，在業務研討、司法理念協調、共同化解社會矛盾方面還缺少足夠的溝通合作平臺。因此，真正的新型檢律關系還“在路上”，并不是“一蹴而就”可以馬上建成的。

在我看來，要想真正構建“新型檢律關系”，首先必須充分認識檢律雙方的職業差異。

第一，檢律雙方在國家司法制度設計的層面上存在“對立”關系。雖然檢察官和律師工作的最終目標都是為了準確適用法律和維護司法公正，但雙方是從不同方向用力而追求這一共同目標的。作為代表國家行使批捕權和公訴權的檢察官來說，往往更加關注“打擊犯罪”；而作為辯護律師來說，則可能更加關注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利，甚至不惜因此而“放縱”犯罪。即使在公訴方和代表刑事被害人利益的訴訟代理人之間，也往往容易產生分歧。比如一個被檢察機關認定為交通肇事的案件，在被害人一方看來就有可能認為構成故意殺人罪或者“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二，檢律雙方在專業和知識結構等方面存在差異。檢察官（除特定的民行檢察等部門外）往往是專門辦理刑事案件，而律師業務則可能涉及刑事、民商、行政甚至企業管理、經濟活動等各個領域。這就帶來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就純粹涉及定罪量刑常規的某個刑事案件而言，檢察官對業務問題的熟悉程度可能超過律師；另一方面，一旦案件定性涉及民商法、行政法以及商業習慣等方面的專業知識，檢察官就可能不如律師。這種專業差異既說明了“檢律合作”和互相取長補短的必要性，同時也可能對相互溝通帶來困難。尤其在雙方缺少“共同體意識”以及互相尊重的情況下，更有可能造成溝通障礙。

第三，檢律之間還可能存在“體制”內外思維方式的差異。律師是接受當事人委托而從事社會法律服務的“體制外”執業群體，檢察官則是代表國家行使公權力的國家工作人員。從倫理角度看，代表公權力的檢察官往往更帶有職業“尊榮感”或優越感，而“受人之托”的律師則容易存在對公權力的天然戒備，并且在執業中還難免帶有一定的利益動機。再加上律師職業完全不同于公務員群體的收入來源等情形，都可能對建立檢律之間的互信帶來客觀困難。

因此我認為，進一步推進良性互動的“新型檢律關系”建設，應當在充分認識上述檢律職業差異的前提下，促進“檢律互信”。

首先，要讓構筑“新型檢律關系”的理念轉化為廣大檢察人員的普遍共識。

目前來看，構筑“新型檢律關系”更多還體現在“領導重視”、“領導推動”的層面，廣大檢察人員無論在保障律師執業權利還是加強“檢律互動”等方面，都還沒有形成“內生性動力”或自覺性。這也正是王曉光檢察長所說的相關制度“落實上存在打折扣現象”的根本原因。因此，檢察機關應進一步踐行“謙抑、審慎、善意”的“綠色司法”理念，讓廣大檢察官充分認識到自己作為法律職業共同體的一方，客觀上與律師工作一樣，都是為了在依法辦案的同時防范冤假錯案和實現司法公正。只有形成這樣的共識基礎，才談得上構筑真正的“新型檢律關系”。

其次，進一步發揮律師在參與化解涉法信訪矛盾等方面的作用，將“檢律合作”落到實處。

“新型檢律關系”本質上是互利共贏甚至相互依賴的關系。如果一方在實踐中只感受到對方的掣肘或“添亂”，沒有體會到對方的工作價值，那就不會產生相互合作的動力。因此，進一步發揮律師參與化解社會矛盾、幫助檢察機關依法辦案等方面的作用，就可能將檢律之間的“對立關系”轉變為“諍友關系”。

再次，以加強“互動”促進“互信”，增進相互了解、理解。

我們注意到，下城區檢察院在貫徹執行“保障律師執業權利30條意見”過程中，既加強了與司法行政機關和律師協會的溝通，也以“座談會”等形式增進了與部分律師之間的交流。但我認為，“檢律交流”不是檢察機關與司法行政機關、律師協會之間的交流，而更多應該是檢察官和執業律師之間的正常交流?！白剷钡刃问接捎谑軙r間、空間以及參與人數等方面的限制，對于“法律職業共同體”的構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反，相反，適合于廣大律師和檢察官普遍參與的“控辯賽”、業務研討或者其他專業性、競技性的互動方式，更可能取得良好的溝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