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15日（農歷大年三十），陜西漢中市發生了一起慘烈的兇殺案：一名叫張扣扣的36歲男子持刀殺死了一家父子三人，然后在逃亡兩天后于大年初二早上自首。據媒體報道，案發起因是張扣扣的母親汪秀萍于1996年在一次鄰里沖突中被死者之一的王正軍“故意傷害致死”，因而發生了22年后的“復仇殺人”。后媒體進一步披露了王正軍1996“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案的《刑事判決書》。判決書認定：汪秀萍（張扣扣母親）與王正軍母親楊桂英“過往不睦”。1996年8月的一天，汪秀萍在路過王正軍家門前時給王的二哥王富軍臉上吐唾沫，引起爭吵后王正軍（時年17歲）聞訊趕到現場，也同汪秀萍爭吵并廝打，汪秀萍拿一節扁鐵打了王正軍的左額部及左臉各一下，王正軍就撿了一木棒朝汪秀萍頭部猛擊一棒，致汪秀萍于當晚死亡。據此，法院以被告人王正軍犯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但“犯罪時未滿十八周歲，且能坦白認罪，其父已代為支付死者巨額喪葬費用（實際支付了8139.30元），且被害人汪秀萍在案發起因上有一定的過錯責任”為由，從輕判處王正軍有期徒刑七年。同時對于被害人家屬提出的賠償24萬元的附帶民事訴請，法院認為“被告人王正軍系在校學生，家庭經濟困難屬實”，故僅“酌情”判令其監護人王自新賠償9639.30元（扣除已付的8139.30元，實際再付1500元）。

▲嫌疑人張扣扣指認犯罪現場

對于這起發生在除夕夜的血案，輿論有的認為張扣扣“為母報仇，是條漢子”，包括一些法律人也認為其行為“事出有因，且有自首情節，應當從輕處罰”。筆者認為，目前距離案發僅一周，討論其定罪處罰顯然為時尚早，但有關本案的以下幾個問題，卻是已經值得法律人反思的。

一、刑事訴訟程序中的“被害人參與”問題

本案犯罪嫌疑人張扣扣因為自己母親22年前被王正軍“傷害致死”的案件而“復仇”殺死三人，雖然具體的案件細節可能還有待進一步調查，但22年前那一場對王正軍的刑事審判未能讓作為被害人家屬的張扣扣“感受到公平正義”，這大概是可以肯定的。未能“感受到公平正義”并不一定是因為該案判決有問題，還可能是我們的刑事訴訟程序有問題。

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主要任務是“懲罰犯罪分子，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其中本身就好像都是公權力和犯罪嫌疑人之間的事，并沒有被害人什么事。法律條文雖然規定，公訴案件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親屬，下同）“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有權委托訴訟代理人”。但實際上不可否認，被害人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和“參與度”都是很低的。被害人在自己遭受不法侵害后可以“報案”，但無權了解司法機關偵辦案件的情況，無從了解公安機關是否已盡力“破案”（這對于許多歷時十幾二十年未能偵破的“懸案”更是如此）；在犯罪嫌疑人被抓獲后，被害人仍無權了解偵查進展情況（包括嫌疑人供述等），也無從知道偵查人員在訊問、調查中會不會故意“放水”；被害人在審查起訴或審判階段的訴訟地位也很尷尬，其對定罪量刑幾乎沒有“話語權”，甚至在庭審中，其座位安排也是比公訴人、辯護人“矮一截”的；被害人不服一審刑事判決的，無權提起上訴，只能申請檢察機關抗訴（而實踐中這種案件往往被害人和公訴機關本身就意見不一致，所謂的“抗訴申請權”也就大多形同虛設）。這樣的程序設計，難免不讓被害人產生被“邊緣化”的感覺，甚至產生司法機關“只維護犯罪分子權益，不為被害人說話”的誤解。因此，這個同時涉及立法改革和司法理念的問題，值得我們反思。

二、關于附帶民事賠償“酌情判決”的問題

在張扣扣母親汪秀萍被“故意傷害致死”一案中，被害人提出了24萬元的賠償訴請，法院最終判決被告人的監護人王自新賠償9600余元，且其事先已預付的8100余元還被認定為“巨額喪葬費用”，作為對王正軍“從輕處罰”的理由之一，這恐怕也可能是張扣扣未能從那份“刑事附帶民事判決”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的原因之一。

根據1996年的有關法律規定，普通的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一般參照當時的《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確定賠償標準，即“死亡補償費，按事故發生地平均生活費補償十年；被扶養人生活費，根據實際需要撫養的人數按當地居民生活補助標準計算；喪葬費，按事故發生地的喪葬費標準支付”等。這個標準雖然也很低，但無論如何不會只有9600余元。問題首先還是出在我國的《刑事訴訟法》，其99條規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也就是說，被害人只能就“物質損失”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而“生命無價”，被害人“丟了性命”不屬于物質損失，只能主張喪葬費、（臨死前的）醫療費、（搶救期間的）交通費、被扶養人生活費等直接“物資”損失。這一規定一直延續到現在，最高法院還不斷出臺更具體的司法解釋，進一步細化該規定，比如：明確“刑事附帶民事”案件不支持精神損害賠償；即使刑事被害人不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而待刑事案件審理終結后單獨提起民事訴訟，仍只能要求賠償“物質損失”等。這就形成了很荒謬的“悖論”：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或者民事侵權案件是可以要求賠償精神損失的，一旦被告人構成交通肇事罪或者其他犯罪，只要被判刑（包括緩刑）了，就不需要承擔精神損害賠償了。其次，我國刑事訴訟還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即法院可以根據被告人的“賠償能力”“酌情”確定賠償數額（大概是考慮到許多死刑、無期或長期徒刑的罪犯即使判了巨額賠償也無力履行）。

回到涉及本案的22年前對王正軍“故意傷害致死”案的附帶民事判決，法院說被告人王正軍“未滿十八周歲，系在校學生”。但法律明文規定未成年人的侵權行為應由其監護人（父親王自新）承擔民事責任，“未成年”怎么能作為減免民事責任的理由？至于“家庭經濟困難屬實”一說，“欠債還錢天經地義”，有沒有賠償能力是執行程序的問題，怎么能提前到實體裁判來解決？而且刑事法官是否真有能力查清被告人的家庭經濟狀況？就是被告人王正軍本人，僅被判了七年有期徒刑，誰能斷定他出獄后的“后半輩子”就沒有賠償能力？所以，這個問題同樣既涉及立法完善也涉及司法理念，也值得我們反思。

▲判決書截圖 

三、關于對被害人給予人文關懷的其他兩個問題

就理性的刑事被害人來說，其主要訴求不外有三：一是罪犯（或“被告人”）被繩之以法；二是通過公正的審判，使其感受到正義得到聲張；三是獲得合理的賠償。但在個案中，還有以下兩個問題也不能忽視。

（一）“慎用死刑（或輕刑化）”背景下的被害人撫慰問題

我們知道，每一起命案（也包括涉及嚴重人身傷害的案件）最受“切膚之痛”的是被害人親屬。對于局外人來說，死刑存廢或者“少殺慎殺”更多只是一個“論題”；對于已經廢除死刑或者實際上基本停用死刑的國度來說，公眾和被害人對于死刑適用與否已經有非常明確的預期，因此也大體能夠平和地接受“終身監禁”等量刑結果；但對于我們這樣一個一方面仍廣泛適用死刑，另一方面又正在減少死刑適用的國家來說，被害人（親屬）要求判處被告人死刑，除了“同態復仇”的沖動和憤怒以外，還涉及其他方方面面的糾結：一是可能涉及對被害人行為的過錯評價問題，甚至遭受“咎由自取”、“蒼蠅不叮無縫蛋”等惡毒的巷議；二是還可能涉及被害人一方是否“無能”等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如何照顧被害人心理撫慰問題，亟待重視。

（二）關于刑事裁判文書“說理”和刑辯倫理的問題

就案涉的王正軍“故意傷害”案《刑事判決書》來看，法院認定被害人“汪秀萍在路過王正軍家門前時給王的二哥王富軍臉上吐唾沫，引起爭吵……”，在此情況下只是說被害人“在引發本案的起因上有一定的過錯責任”，其表述已可謂嚴謹。但判決書將王自新預付8100余元喪葬費表述為“其父已代為支付巨額喪葬費用”，并將其作為對王正軍從輕量刑的重要理由之一，顯屬不妥。姑且不說8100余元是否“巨額”，監護人王自新本來就是賠償責任主體，不能稱之為“代為支付”；將僅僅支付了喪葬費認定為“積極賠償”的從輕處罰情節，也超出了常理常情。

由此聯想到律師在涉及命案（或者也包括涉及嚴重人身損害案件）中的刑事辯護倫理問題，一定要充分考慮被害人的感受。在辯護人提出事實、證據方面的疑點時，要讓被害人充分意識到“查清真兇或查明事實真相是雙方共同的愿望和訴求”；在提出定性方面（比如放火與失火、故意殺人或故意傷害致死等）的辯護意見時，要用常理常情深入探究主觀故意的內容，盡可能讓包括被害人在內的聽眾產生“代入感”（即使不能說服被害人，也至少可以想辦法說服一部分參與旁聽的被害人親友）；在提出被告人“主觀惡性”或“認罪悔罪態度”等辯護意見時，一定要意識到辯護人和被害人對同一問題的心理感受是不一致的，所以只能實事求是，不能夸大拔高；在提出“被害人過錯”尤其是“正當防衛”等辯護意見時，更要嚴謹慎重。因為對于命案來說，這樣的辯護相當于對被害人（死者）進行缺席審判。

張扣扣在22年后的祥和團圓的除夕夜制造了一起三人命案，不管是因為偏執還是另有原由，都不免要付出沉重的代價。但社會不能因為張扣扣承擔了法律責任就推卸自己的責任，法律人還是應當為避免或減少類似悲劇的發生而盡自己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