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8日，浙江海浩律師事務所謝海律師收到了這樣一封手書感謝信，字字懇摯，情切爾爾。

     2021年，謝律師接到這樣一件委托。被告人A接受公安調查，后被指控其虛構自己與服裝公司的服裝購貨合作意向且已打包發貨的事實，并通過偽造對賬單、物流單，讓他人在對賬單上偽造服裝公司公章等共7節犯罪事實，騙取被害人B的貨款共計人民幣160萬余元，后將大部分錢款用于賭博。若該犯罪事實和犯罪金額得到認定，A將會面臨十年以上刑期。

     在接到這個案件后，面對海量的卷宗材料，謝律師深知聊天記錄在本案犯罪事實認定上的基礎性和重要性，經過詳盡的閱讀和串聯，能夠還原諸多事實并找出其中的疑點，解開堡壘的鑰匙往往就藏在卷宗文字細節之處。在A家屬向B退回六十余萬后，B向謝律師提供了其與A的聊天記錄，經過整整兩個星期對聊天記錄的梳理歸納，同時對照B提供的微信聊天記錄與檢察院申請調取的完整版聊天記錄，謝律師發現：被害人B提供的聊天記錄有刪減痕跡。據此，謝海律師推測其中疑點，并結合完整版聊天記錄提出其中3節事實中，A并未采取刻意隱瞞、捏造事實等手段進行獲利；其中1節事實缺乏證據支持，結合認定詐騙罪的要件，區分其與商業欺詐之關系，在審查起訴階段針對不同事實分別出具4份法律意見書，論述在其中4節事實中A并不構成詐騙罪。該四份法律意見的論述內容最終得以采納，詐騙金額被檢察院最終認定為105萬余元。

    知辦案人：在進一步閱卷中，謝海律師注意到公檢提供的材料中對詐騙金額的認定較為模糊，證據中更是出現四種不同金額類型。而金額的認定是詐騙罪量刑的重要一環和基礎，金額的不確定往往伴隨事實認定的不確定，卻給辯護空間爭取了確定性。

    知被害人：被害人既然認為自己被騙、為什么會一二再而三的被騙，后又為何半年以后才轉而報案？針對不合理的情形，團隊經一系列調查了解到，本案被害人B與被告人A實際上系多年的合作伙伴，之間也存在掛賬、錢貨相抵的情況，被害人報案的主要目的是因為被告人A消極還債，希望能拿回投入的錢款。為此，謝律師建議A家人積極賠償，爭取取得被害人的諒解，這為后續量刑的減輕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知被告人：在刑事案件中，被告人的行事與心態也對案件的走向有著巨大的影響。為了使案件順利推進并朝著有利的方向發展，謝律師先后來往看守所會見A近三十次，與其共同梳理案件細節，安撫其波動的情緒，搭起A與其家屬的溝通橋梁。這使得A與其家屬逐漸能以較好的心態面對案件的走向，支持并配合律師團隊的工作。

     在前述4節事實不應被認定為詐騙罪的法律意見得到采納后，余下的3節事實均與同一主體有所關聯。針對這一主體梳理案件情況成為了此時的主要工作。在否定掉諸多方案后，最終，謝海律師抓住爭議焦點，明晰辯護思路，圍繞以下幾點展開了詳細論述。

    1、起訴書認定的涉嫌詐騙罪的犯罪事實應定性為合同詐騙。

    2、案發前實際應抵扣金額61萬余元，在詐騙數額認定上應予以扣除，應認定數額為44萬元。

    3、被告人有自首情節，且其親屬已退回全部犯罪所得并取得諒解。

    同時，就案涉疑點配合另一辯護人進行疑罪辯護，提出被告人無逃避返還財產，無非法占有的目的，且其經濟條件也說明其沒有詐騙必要。并指出案件存在程序和實體問題，通過這樣的方式爭取A的利益最大化。

    “被告人A犯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四萬元(緩刑考驗期限從判決確定之日起計算，罰金限判決生效后十日內繳清)。”

    2022年7月，上城區法院依法判處A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并當庭釋放，這正是謝海律師在把握全局的基礎上，并在辦案的過程中抽絲剝繭、時刻根據情勢調整辯護思路，爭取給委托人送上最優解的證明。

    律師工作始終不是流水線模式的機械工作，脫離傳統實操的疆域，推動每一個不同案件的發展仍需要律師懷有探尋新道的生命力。守正出奇，“正”是遵循傳統的模式，堅持正路正道，“奇”是推陳出新，不墨守成規。

    作為執業經歷非常豐富的律師，謝律師始終堅持著個案個辦，緊抓矛盾的原則，堅持從證據中找事實，從事實中找答案。只有對案件的細節把握到位，才能做到“精準出招”，以獲得到最有利于委托人的結果。這樣的思維也在引導著謝律師于律師之道不斷前進。

    本案中，正是謝律師基于其辦案的經驗，結合個案的“人”與“言”，在尊重法律的同時，重辦案細節，做精做深，才準確抓住了證據方面的漏洞，為A爭取到了最滿意的結果。